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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资产价格泡沫，这是发烧的表现。

当然，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理论建构能力信心不足。他算是为自己的理念而牺牲的，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一部分儒生，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不迎合权力。

这个春节我在泉州，当地政府说泉州的经济是一种熟人经济，即充分借助泉州人的乡土情感来提供投资机会，这个提法很有启发性，这里面也有许多儒家观念的印记。就是儒家或所有的法律法则，与社会运行机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社会处于血缘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个体化社会。即使孔子和孟子等先秦儒家有更强的独立性，可以选择符合自己理念的统治者，但他们也无法撼动基本的社会等级。自由意味着人和人在程序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有输有赢，造成一个结果上的不平等。关注社会问题的人对儒家命运的焦虑可能比只关心理论问题的人要严重。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儒家的制度理念中，对平等和差异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体现。听上去好像是一个非理论性的讨论，因为那个理论问题实在是太大了，对儒学几乎是颠覆性的，这意味着儒学建立在血缘和宗族的基础上的格局被颠覆以后，儒学还能不能存在。30多年中，虽然改革的动作不断，但由于尽找容易的做，结果是一则好多领域都改成了半拉子，改革不彻底是中国改革的整体性现象

这样的冲突一旦爆发，就很难再名之为改革了。（来源：中国经营报） (window.slotbydup = window.slotbydup || []).push({ id: u6927290, container: _8uh0i7n5px8, async: true }); 进入专题： 收入分配改革 。然而，时间已到2012年末，方案仍然杳无音信，各方传来的信息是由于垄断国企高管的阻挠，新的方案即便只是一个框架，还是因为涉及规范垄断国企高管的薪酬，而被再次搁置。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开放自始就选择了一条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权宜性道路，究其思维逻辑而言，这一策略完全可以称为柿子拣软的捏，即哪里阻力小，就先改哪里。

类似设想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暂且不说在一场利益调整的制度改革中，让原本不得利的群体主动放弃正义的追求，于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更为现实的是，在强者不妥协的情况下，即便弱者退让了，赦免或赎买成交了，也无法改变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赦免之后再赦免，赎买之后再赎买的无尽循环既是过往的史实，也可能成为未来的现实，如此改革有意义吗？事实上，无论任期将满的国务院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承诺，还是新一届中央的收入倍增计划，其意义都不完全在其本身，而在于是否能在利益日趋固化的体制格局中，撕开一个突破口，启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二则当容易的部分都改完之后，剩下的尽是硬得咬不动的骨头，并且形成相互咬合，改不了这一块，就动不了那一块。

固然，要让任何一个群体或个人放弃既得利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更不用说手握美其名曰人民共有，实际上仅服务于小部分人私利的天量国有资本，依仗体制特许的权力地位，不受法律乃至行政监管的垄断国企高管们，如何舍得放弃这无风险的高额收益？但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既得利益集团如果缺乏弹性，不愿意作出丁点妥协，放弃部分利益，以舒缓或消弭不得利群体正趋于爆发的不满，最后必将导致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摊牌。30多年中，虽然改革的动作不断，但由于尽找容易的做，结果是一则好多领域都改成了半拉子，改革不彻底是中国改革的整体性现象。从2004年启动，拖延了8年的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温家宝总理郑重承诺于今年底出台计划方案之后，重新燃起了国民的期待。眼见着收入分配不合理，不但有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而且其所导致的不公平正不断激发公众不满，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戾气，个体恶性凶杀，群体轻易闹事，富裕人员大规模移民海外，社会关系紧张触目皆是，如果继续拖延，必会伤及中央政府权威，动摇改革的合法性和感召力。

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垄断国企高管如果确有阻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举动，他们能否成功地实现这一意图，真的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共和国的长子们不应该不知道妥协正是他们应向国家和国民表现的责任和担当。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妥协，不少专家却纷纷要求不得利群体委屈一下，主动妥协，采取赦免或者赎买的策略，通过对腐败既往不咎，只要以后不再犯就原罪清零，以换取他们对后续反腐制度建设的支持，或者借助重金支付，换取诸如垄断国企高管们放弃其个人高额的薪酬收入和职务消费，外加企业增加上缴国家的利润金额在我的看法上讲，改革开放是为我们以后的三十年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是个制度的变化，那我们后来碰到的诸多问题，种种弊端，是由于我们僵化在一个政府主导的体制上，一开始它可能有合理性，它有正面作用，但当市场发育的时候呢，它要逐步转换职能，没有做到，所以我认为它是个制度的缺陷，不是个制度的创新。另外我想人都有各种面相和身份，我作为企业我可以专著经营企业，但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应该关心社会问题、政治的问题。

宏观层面上不光是经济问题，也包括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就引发了我的一些兴趣。21日，凤凰《财经正前方》独家专访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

解说：秦晓认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今天的《财经正前方》，专访体制内改革的倡导者秦晓，听他来说一说未来30年，中国应该走怎样的改革道路。

解说：秦晓，时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是一名体制内的改革倡导者。比如2008年金融海啸后，中国经济显现出来的很多问题其实并非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矛盾，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前景，一场新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我们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崛起是得益于70年代末期，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市场文化呢？还是得益于我们有一个强势的政府来主导经济？这就是一个争议。1978年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当然转型之路是漫长的、困难的，如今也远远还没完成。秦晓表示，改革开放是为我们以后的三十年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是个制度的变化。另一方人士则认为中国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否则不但高增长难以持续，而且还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或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以下是专访文字实录：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刘芳：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艰难的在现代化的富强之路上上下求索，摆脱抗战、内战、内乱，不过只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一方人士认为，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依然有效，中国的经济还可以继续高速增长二三十年。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大多数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秦晓：我觉得中国现在是碰到一个历史关口，它的选择会决定未来，另外中国现在对未来的认识，对已经过往30年的认识，也没有完全取得共识，那么在如何选择上也会产生分歧。一开始它可能有合理性，它有正面作用，但当市场发育的时候呢，它要逐步转换职能，没有做到，所以我认为它是个制度的缺陷，不是个制度的创新。

我们后来碰到的诸多问题，种种弊端，是由于我们僵化在一个政府主导的体制上。近年来多次发表论述，呼吁中国应把握改革窗口期，为未来30年的发展铺平道路我们后来碰到的诸多问题，种种弊端，是由于我们僵化在一个政府主导的体制上。一方人士认为，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依然有效，中国的经济还可以继续高速增长二三十年。

另外我想人都有各种面相和身份，我作为企业我可以专著经营企业，但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应该关心社会问题、政治的问题。秦晓：我觉得中国现在是碰到一个历史关口，它的选择会决定未来，另外中国现在对未来的认识，对已经过往30年的认识，也没有完全取得共识，那么在如何选择上也会产生分歧。

秦晓表示，改革开放是为我们以后的三十年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是个制度的变化。以下是专访文字实录：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刘芳：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艰难的在现代化的富强之路上上下求索，摆脱抗战、内战、内乱，不过只有三十多年的时间。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大多数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1978年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当然转型之路是漫长的、困难的，如今也远远还没完成。21日，凤凰《财经正前方》独家专访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近年来多次发表论述，呼吁中国应把握改革窗口期，为未来30年的发展铺平道路。另一方人士则认为中国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否则不但高增长难以持续，而且还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或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解说：秦晓，时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是一名体制内的改革倡导者。比如2008年金融海啸后，中国经济显现出来的很多问题其实并非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矛盾，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前景，一场新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

解说：秦晓认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我的看法上讲，改革开放是为我们以后的三十年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是个制度的变化，那我们后来碰到的诸多问题，种种弊端，是由于我们僵化在一个政府主导的体制上，一开始它可能有合理性，它有正面作用，但当市场发育的时候呢，它要逐步转换职能，没有做到，所以我认为它是个制度的缺陷，不是个制度的创新。

宏观层面上不光是经济问题，也包括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就引发了我的一些兴趣。我们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崛起是得益于70年代末期，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市场文化呢？还是得益于我们有一个强势的政府来主导经济？这就是一个争议。